说起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征，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家族制度。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在描述中国儒家文化的特征时，用了简单的三个词“家庭、礼仪、文官制”，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古老社会模式”，“社会的一切行为规范都从家族关系规范中演绎改造而来。”（参看《新汉文化圈》）中国古代长期的小农社会和儒家思想对于家族的作用和意义的强化，使得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十分特殊的作用。它不但是一个生育设置（institution），同时担负着经济、教育甚至政治的功能。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乡土中国》）
也正是家族制度在传统文化特色中的突出地位，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将之视为导致中国落后和缺乏个人地位的因素而加以猛烈攻击。但是家族的势力并没有消失，并且在现代经济、政治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四大家族”和诸如“荣氏家族”这样的工商业家族屡见不鲜。即使在今天家族的作用也不可小视，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对宗族势力的复兴和民营企业家族化倾向作了饶有见地的分析。
但是在这中间，“文化家族”的现象尤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最近几年来，近代以来的文化家族如梁启超家族、俞平伯家族、陈寅恪家族等由于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薪火不绝，因此更是发人深思。
对于个中缘由，当然各家有各家的特殊性，这次出版的《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常熟翁氏——状元门第帝师世家》、《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正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个案。但他们这几个家族有一点恐怕是共同起作用的，即家族的教育功能。因为在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共教育体系，所以家庭的教育和以家族教育为核心的私塾教育就特别重要。俗话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一个家族要建立起一种足以影响家风的家学渊源，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它可以形成一种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那样的环境，使得家族的下一代人能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熏陶。
就拿俞平伯家族而言，他家从俞樾的祖父开始逐渐孕育读书的气氛，到了俞樾这一代开始成就功名。而俞樾老人又特别关注对于子孙的教育，虽然自己的两个儿子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继承父业，但他依然不放弃而全力培养孙子俞陛云，功夫不负有心人，俞陛云以探花而名扬天下。而俞樾甚至在古稀之年亲自教俞平伯习字对对子，这样，一种自我期待和一般家庭所不具备的人文气质便在俞氏后人中潜移默化。
总而言之，文化家族是中国家族文化中极有趣味的一个侧面，而从文化家族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家族文化难道不正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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